3.4赔偿决定的执行问题在司法实践中，赔偿义务机关常因对赔偿委员会的决定有异议(比如刑事司法赔偿案件中的赔偿义务机关认为人民法院的无罪判决错误或侵权事实未经确认等)而拒绝执行赔偿决定。
在我国，安乐死也不是一个陌生的词汇。〔17〕前注〔3〕，刘三木、汪再祥文。
有学者提出，安乐死合法性问题首先还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一个正当性问题。荷兰虽然是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但曾经出现穿越国境、逃亡外国，以避免安乐死的现象，许多老年人越来越不相信治病的医生，也对亲属表示不相信。荷、比两国的这一举动再次使安乐死能否合法化成为国际性的话题。上述难题的解决需要一个过程与实践经验，特定国家或个体的经验，不足于为立法政策的选择提供普遍性的依据。总之，在法学上，没有一个问题像安乐死那样牵涉那么多的价值与事实问题，引起那么多人的关注与议论。
根据患者事先的意思表示、性格、价值观、宗教与家属之间的关系看，虽然患者处于昏迷状态，但可以推定患者自我决定权时医院有义务摘除人工呼吸机。（三）生命的神圣性仍然是现代宪法的基本价值在论证安乐死的正当性时，有学者提出生命尊严论与生命质量论，认为现代社会应该从传统生命权观念向现代生命权价值结构的转变，把质量与尊严观念引入新的生命权概念之中，主张摆脱生命权神圣性的传统哲学。所以，坚持宪法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意志和根本利益。
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还要领导人民实施宪法，作遵守宪法的模范。五、有了好宪法，还需要好的制度保证所谓好制度，第一，党要在宪法的范围内活动。现行宪法是我国历史上最好的一部宪法。刘少奇于1954年9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曾经指出，事情就是这样，在中国出现的真正的宪法，毕竟只能是人民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宪法，只有这种宪法，才是适合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欢迎的。
然而，这种实施出于道义的使然，是凭借一种对宪法尊重的理念所驱动，而缺乏制度上的监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发展的历史转折点。
因而当领导人观念改变，护宪的热情迅速消退之后，就很难抵御那客观实际中发生的对宪法的冲击了。五四宪法是适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好宪法。1982年9月，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把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写进了《中国共产党章程》。我国宪法的制定和历次修改，无一不是先在党内启动，形成建议，而后进入法律程序的。
实践证明，现行宪法是一部符合我国国情的好宪法。1981年6月27日中共第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决议：必须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完善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并使之成为任何人都必须严格遵守的不可侵犯的力量。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具有对复杂事务的洞察力和判断力，因而党的理论及其方针政策必然成为宪法的依据。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国有了一部1975年宪法。
从建国以来的历史来看，一部好的宪法首先总是因为她的指导思想正确。1954年9月，我国制定了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
当时确曾令人有过中共中央并没有完全否定全国人大设立宪法监督委员会的可能性的印象。28年之后， 1982年宪法除了仍规定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宪法监督职权的外，又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以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
这个规定对建立宪法监督制度来说，又前进了一步。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并在第5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第二，要健全和完善宪法实施的监督制度。粉碎四人帮之后，又有了一部1978年宪法。2000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
1983年后，王叔文等30名全国人大代表曾联名提案，建议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设立宪法委员会，但亦未获确定性的答复。我们选择了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宪法监督职权的模式。
早在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就指出：中央将向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宪法是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保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长治久安的法制基础。
三、宪法的指导思想正确与否决定着宪法的质素指导思想决定着宪法的内容以至整个宪法规范的正确性和恰当性。二、党的领导是制宪和修宪成功的关键党的领导是宪法的根本。
不照抄照搬外国的东西，而是总结自已的经验，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表现出强烈的中国特色。大会强调：党是人民的一部分。领导人就职时表态，形成制度，是保证的方式之一。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导下， 1982年通过并颁布了现行宪法。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就没有新中国的宪法。进入 许崇德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宪法 。
这是人民的选择，也是一个多世纪以来关于宪法问题的历史经验总结。但是该方案最终未被采纳。
为此，曾以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大的职权，并由《共同纲领》起临时宪法的作用。据此，1982年的现行宪法在序言中规定：各政党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
该法第90条、第91条规定了谁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违宪审查的要求或者建议，还规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及处理的具体程序。该文件接着说：根据宪法第70条的规定，全国人大可以设立专门委员会性质的宪法监督委员会，宪法可以不再作规定。这是十分中肯的历史评价。要使我们的宪法更加完备、周密、准确，能够切实保证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国家各级组织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要使各民族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要改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等。
1993年3月14日，中共中央在提交给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主席团的《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的说明》中曾这样说过：有的建议，在第70条中增加规定全国人大设立宪法监督委员会的内容。关于不允许权力过分集中的原则，也将在宪法上表现出来。
在草拟1982年宪法时，秘书处的同志曾搞过一个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设立宪法委员会的方案。实际上，宪法本身就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统一的表现。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以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还要领导人民实施宪法，作遵守宪法的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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